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
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
短史记|山东“提学副使”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作为(zuòwéi)秦汉古郡县的山东平原县,历史上曾有过两所书院。其中(qízhōng),记录最早的是明代的“闲道书院”,而且由当时(dāngshí)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——“提学副使(shǐ)”亲自更名。让我们透过史料,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面纱。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学校志·书院》记载:闲道书院,在东门外里许。先有(yǒu)僧欲建云龙寺。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。提学副(fù)使邹善(zōushàn)改今(gǎijīn)名,有记。有崇正堂三间,耳房二间,后厅三间,东西号舍共十间(shíjiān),仪门三间,大门三间。万历元年(1573),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,月分三会,给廪饩(膳食补贴),人思兴起。
既然(jìrán)“有记”,我们不妨通过邹善的《闲道(xiándào)书院(shūyuàn)记》所披露的信息,进一步(jìnyíbù)了解“闲道书院”:闲道书院的位置在(zài)“平原县治东”,与(yǔ)“东门外里许”的表述(biǎoshù)大体一致。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舆地图》标注有“书院”二字,其位置确实在城东,而从仅标注“书院”而非“某某书院”可以看出,当时(dāngshí)闲道书院属于全县“独一份”的书院。闲道书院前身,是个名号“云龙寺”的寺庙。“云龙寺”尚未建成就停工(tínggōng),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,殊为可惜。恰好,上面提倡建立书院,于是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乡绅名流商议(shāngyì),将云龙寺改为“云龙书院”。后来一位叫邹善的“提学副使”,来平原巡察督学,或是受地方官员所请(suǒqǐng),或是心有所感,遂将“云龙书院”易名为“闲道书院”并作了一个“记”,这表明“云龙书院”和“闲道书院”具有传承性。
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、书院更名等一系列变故,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。综合各方信息,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(niánjiān)(1567-1572),才有(yǒu)可能在万历元年(1573)知县王遵义顺利“招生(zhāoshēng)”50人(rén)。
对于书院建设、更名(gēngmíng)起关键作用的人物(rénwù)有二:一个是知县郑金,另一个是“提学副使”邹善。
知县郑金,在明万历《平原(píngyuán)县志·名宦》记载:“郑金,南皮人,隆庆中,由进士(jìnshì)任。端方敏练,宿弊尽革,人不(bù)得售其奸。爱民犹子,理邑事如家事。区处合宜,不事阿媚。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,弗介意也。临行,犹惓惓邑事,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,穷乡下户。涕泣远送者千余人,迄今民皆思之不置。”可见(kějiàn),郑金为政平原,口碑甚佳。把一个(yígè)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无疑为郑金的功德(gōngdé)锦上添花。
而“提学副使”邹善更是(shì)身份不一般。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(de)一种,主要职责是监督和管理地方学政事务,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(xuǎnbá)生员充贡等,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。
邹善(1521-1600),明代江西安福县人,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进士。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,山东提学(tíxué)(xué)副使(嘉靖四十三年任,共7年)、广东右(yòu)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(děng),万历年间罢官归籍,以讲学为业,著有《诸儒粹语》。邹家系(xì)安福名门望族(míngménwàngzú),祖孙五代皆进士。邹善之父邹守益(zōushǒuyì)为王阳明嫡传弟子,是江右王学的核心人物。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,积极(jījí)弘扬阳明学派学说,广修书院,兴办讲会。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,颇有声名,为官期间结识了耿定向、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。在山东为官期间,值隆庆年间,正是(zhèngshì)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,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,讲学其中,致力传播王学。
邹善(zōushàn)在《闲道书院记》“予为之记曰”后即开宗明义:“昔孟子欲闲(yùxián)先圣之道,而以正人心(xīn)、息邪说为己任。今之为吾道,岂非佛老耶?闲之将如何?欲辟邪以闲,吾到岂惟明道乎?道之不明,虽日倡辟邪之说,终不可得(dé)而闲也,何也?道本于心,吾心之体,湛然至静(zhìjìng),而足以涵天下之动。凝然至寂,而足以应天下之感。此吾道之全也。”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(shōulù)的诗文里,有三篇涉及“闲道(xiándào)书院”。三首诗的字里行间,闲道书院既有当年“云龙高栋拱城东,子产(zichǎn)当年教化隆”的盛况,也有“月明荒馆草虫闻”的寂寥和荒凉。显然,闲道书院最终(zuìzhōng)被荒弃了。那么(nàme),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年?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寻求答案。
明代(míngdài)多次禁革书院。其中(qízhōng),万历年间(niánjiān)的这次是张居正(zhāngjūzhèng)搞的。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,一贯持反对态度。万历七年(1579),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由,遂将天下64所书院,概行禁革。
从万历元年(nián)“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”到万历七年张居正对天下书院的(de)“禁革”,闲道书院统共存在(cúnzài)了七年时间。而(ér)明万历《平原县志》修书于万历庚寅年,即1590年,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德州市政协(zhèngxié)文史专员)
作为(zuòwéi)秦汉古郡县的山东平原县,历史上曾有过两所书院。其中(qízhōng),记录最早的是明代的“闲道书院”,而且由当时(dāngshí)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——“提学副使(shǐ)”亲自更名。让我们透过史料,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面纱。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学校志·书院》记载:闲道书院,在东门外里许。先有(yǒu)僧欲建云龙寺。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。提学副(fù)使邹善(zōushàn)改今(gǎijīn)名,有记。有崇正堂三间,耳房二间,后厅三间,东西号舍共十间(shíjiān),仪门三间,大门三间。万历元年(1573),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,月分三会,给廪饩(膳食补贴),人思兴起。
既然(jìrán)“有记”,我们不妨通过邹善的《闲道(xiándào)书院(shūyuàn)记》所披露的信息,进一步(jìnyíbù)了解“闲道书院”:闲道书院的位置在(zài)“平原县治东”,与(yǔ)“东门外里许”的表述(biǎoshù)大体一致。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舆地图》标注有“书院”二字,其位置确实在城东,而从仅标注“书院”而非“某某书院”可以看出,当时(dāngshí)闲道书院属于全县“独一份”的书院。闲道书院前身,是个名号“云龙寺”的寺庙。“云龙寺”尚未建成就停工(tínggōng),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,殊为可惜。恰好,上面提倡建立书院,于是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乡绅名流商议(shāngyì),将云龙寺改为“云龙书院”。后来一位叫邹善的“提学副使”,来平原巡察督学,或是受地方官员所请(suǒqǐng),或是心有所感,遂将“云龙书院”易名为“闲道书院”并作了一个“记”,这表明“云龙书院”和“闲道书院”具有传承性。
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、书院更名等一系列变故,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。综合各方信息,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(niánjiān)(1567-1572),才有(yǒu)可能在万历元年(1573)知县王遵义顺利“招生(zhāoshēng)”50人(rén)。
对于书院建设、更名(gēngmíng)起关键作用的人物(rénwù)有二:一个是知县郑金,另一个是“提学副使”邹善。
知县郑金,在明万历《平原(píngyuán)县志·名宦》记载:“郑金,南皮人,隆庆中,由进士(jìnshì)任。端方敏练,宿弊尽革,人不(bù)得售其奸。爱民犹子,理邑事如家事。区处合宜,不事阿媚。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,弗介意也。临行,犹惓惓邑事,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,穷乡下户。涕泣远送者千余人,迄今民皆思之不置。”可见(kějiàn),郑金为政平原,口碑甚佳。把一个(yígè)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无疑为郑金的功德(gōngdé)锦上添花。
而“提学副使”邹善更是(shì)身份不一般。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(de)一种,主要职责是监督和管理地方学政事务,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(xuǎnbá)生员充贡等,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。
邹善(1521-1600),明代江西安福县人,嘉靖三十五年(1556)进士。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,山东提学(tíxué)(xué)副使(嘉靖四十三年任,共7年)、广东右(yòu)布政使、太常寺卿等(děng),万历年间罢官归籍,以讲学为业,著有《诸儒粹语》。邹家系(xì)安福名门望族(míngménwàngzú),祖孙五代皆进士。邹善之父邹守益(zōushǒuyì)为王阳明嫡传弟子,是江右王学的核心人物。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,积极(jījí)弘扬阳明学派学说,广修书院,兴办讲会。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,颇有声名,为官期间结识了耿定向、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。在山东为官期间,值隆庆年间,正是(zhèngshì)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,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,讲学其中,致力传播王学。
邹善(zōushàn)在《闲道书院记》“予为之记曰”后即开宗明义:“昔孟子欲闲(yùxián)先圣之道,而以正人心(xīn)、息邪说为己任。今之为吾道,岂非佛老耶?闲之将如何?欲辟邪以闲,吾到岂惟明道乎?道之不明,虽日倡辟邪之说,终不可得(dé)而闲也,何也?道本于心,吾心之体,湛然至静(zhìjìng),而足以涵天下之动。凝然至寂,而足以应天下之感。此吾道之全也。”
明万历《平原县志·艺文志》收录(shōulù)的诗文里,有三篇涉及“闲道(xiándào)书院”。三首诗的字里行间,闲道书院既有当年“云龙高栋拱城东,子产(zichǎn)当年教化隆”的盛况,也有“月明荒馆草虫闻”的寂寥和荒凉。显然,闲道书院最终(zuìzhōng)被荒弃了。那么(nàme),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年?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寻求答案。
明代(míngdài)多次禁革书院。其中(qízhōng),万历年间(niánjiān)的这次是张居正(zhāngjūzhèng)搞的。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,一贯持反对态度。万历七年(1579),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由,遂将天下64所书院,概行禁革。
从万历元年(nián)“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”到万历七年张居正对天下书院的(de)“禁革”,闲道书院统共存在(cúnzài)了七年时间。而(ér)明万历《平原县志》修书于万历庚寅年,即1590年,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德州市政协(zhèngxié)文史专员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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